——全国干部培训教材

这本书应该是我历史上值得书写的成果之一。该书是全国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中的十五本之一，是唯一关于企业管理的书。我不知道是谁这样策划安排的，我佩服他，或者他们的眼光。此丛书编委会主任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常委、中组部部长贺国强，编委们是一堆部长或副部长们。

书的序言是胡锦涛总书记所作，主编名义上是当时的国资委副主任、后来的国务委员王勇同志。我是第一副主编，第二副主编是当时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在分工上，我负责总体策划，并负责四章的内容，人民大学和社科院负责两章的内容。六章共涉及30个对应到各种管理知识体系和理论的具体企业和事件，组织和撰写起来相当复杂，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书的正式出版是2006年6月，共计43.7万字，印53000本，由人民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版。国资委干部来找我的时间应该是2004年底或者2005年初。那段时间是我的困难期。我1999年博士后出站后，厉以宁老师动员我留校，光华管理学院给了我副教授职称。按照常规，五年后可以申请正教授职称。我留校任教时，学院领导希望我重点搞好案例研究中心，建设好案例库，扩大学院影响，促进案例教学。应该说到2004年我申报正教授时，各种成果显著，在案例研究和教学方面影响力很大。但是，那时海归倾向、纯学术倾向、发表论文倾向在光华管理学院占据了主流地位。因此，所有的案例研究、案例写作、案例教学、案例库建设工程的成果均不被认可是学术成果。学术委员会只承认我发表在专业领域如战略管理、营销管理方面的论文。再加上其它微妙原因，我的正教授评定申请没有通过。这不能说对我没有打击。我认为，如果我不在案例上投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而是按照套路发表八股学术论文，不可能达不到所谓的学术标准。因此，我下决心用一年时间冲刺学术论文。由于原来我在营销战略、品牌管理、绿色营销方面有基础，也发了不少论文，因此“冲刺”一下，包括发表国际期刊论文，是有条件的。而且由于那些“微妙”的原因，我要准备用高于当时学术论文发表要求的指标申报，否则还是可能通不过。因为按照规定，如果两次申报正教授不成功，必须离开光华管理学院另谋教职或另找出路。

就在这个时候，国资委党建局一位副局长和一位干部来北京大学找我。他们没有通过熟人，也没有通过北大的组织关系，而是直接来北大案例研究中心找我。估计他们在北大校园里费了一些周折，找到我的时候有些怨气，好孬他们是权力部门的官员。那位副局长说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和重要性，然后鼓励我，说分管此书编写的副主任王勇同志是管干部的，如果此书编得好，得到王勇主任的重视，我可能获得到某央企当领导的机会。我与他交流说，首先我充分认识这个编写工作的重要性，对有关领导能够如此重视案例研究和案例教学工作感到欣慰；其次，我本人是从国有企业工作岗位上转到教育领域，没有意愿再转岗去企业工作；第三，我说明了目前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学术导向和我本人的困境，我没有动力和精力来承接工作量如此巨大的案例采写和编辑任务；第四，我认识到这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布置的任务，我是共产党员，如果通过组织部门下达任务，我会考虑接受，不管我个人存在什么困难。

后来，国资委给北京大学党委发公文函件，北京大学党委找我，我顺从了。这应该成为我党性原则的证明。

这本书与我能不能够评上正教授，能否留任北大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在2005年再一次申报正教授时根本没有填写这一项案例研究工作。到2005年我再一次申报职称评定时，尽管我所有的指标都达到或超过了标准，还是几乎通不过。虽然有些细节按照规矩，不应该被当事人知道，但是历史档案都会在一定时间后解密。例如，政治机密档案的披露年限一般在50年左右。我的正教授职称评定档案经过十三年了，不知是否过了解密期。后来传说为了让我不过，还可能耽误另外一位同事。有人认为，那一年光华管理学院的两个正教授指标名额宁可放弃，在所不惜。解密期后查原始记录再说？此时说此事，只是衬托我当时为了完成党组织的任务承受的压力和可能付出的代价。要是再通不过，我会不会找国资委，要求去哪一个央企当保安？当时好像也没有这样想问题。

这本书由于来头很大，责任很重，编写起来非常复杂。国资委的领导和具体经办同志更是谨小慎微。我完全可以理解。例如，原来的名称我认为不妥，改为现在的名称费了很大的劲。案例对象是中国的，还是含外国的？中国的含不含民企和跨国公司或合资企业？案例类型是成功案例，还是失败案例？决策案例？或者各种类型如何分配？这些案例如何统称？我说叫“经典”案例，那什么是经典？后来我说“经典案例”是经过时间的检验的典型案例，终于被层层审查后接受了。

又例如，案例怎么选择，怎么分类，怎么结构化，是否需要与理论体系和知识点对应，做不做分析评论等。也是煞费苦心，历经几番上上下下的讨论。幸好，当时我已经具有九年案例研究、写作、教学经验，对于国际上的案例情况和案例研究机构了如指掌，也已经编写出版了大量的案例书籍。他们找我并力请我出山时已经认同了这一点，对我的意见比较尊重。我的主张经过讨论和相关程序后，都基本能够通过。而且，我们案例库里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和民企、跨国公司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国资委对央企和其它类型的企业有当然的权威，出一个基本框架和基本案例群还是有基础。

我还调动了北京大学、香港大学、南开大学的刘学、周长辉、蔡曙涛、陆正飞、刘力、孔繁敏、谢贵枝、白长虹等八位教授，还得到我的学生、后来成为我案例中心得力专职研究人员的杨军、孙梦的鼎力支持。然后还有人大和社科院其他五位教授的参与分担两章内容，这项任务终于被圆满地完成了。在此，我要再一次向支持我和我党工作的教师与学生们表达历史性的感谢。

翻开书，回看我直接组织的四章案例编写：战略管理，公司理财与资本运作，市场营销，企业文化。我直接参写了五个案例：1.专业化与多元化——招商局案例；2.企业重组——中海油案例；3.品牌管理——中国移动案例；4.企业文化建设——大庆石油管理局案例；5.企业文化变革——招商银行案例。这五个案例，我全部到企业进行了大量采访调研，并都与企业一把手进行过交流，至今仍然印象深刻。我还撰写了全书的前言和第六章企业文化的理论概要。

尽管这本书走的不是市场路线，出版后市场反响并不大，但它的地位和在案例教学中的地位显而易见。尽管在书中的排名上我是第一副主编，由于本书的特殊性，主编和副主编的位置都不显著，但我的作用也显而易见。每一个人的贡献在后记中标记得十分清晰，这是严肃学术著作的基本规范之一。

还要说一句重要的套话：作为一位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员，我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交给我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付出了心血，承受着委曲，没有向组织讨价还价，没有向组织索取回报。事后我与国资委一点联系都没有，由于有人主持公道，我也没落到要求去央企当保安的境地。

十二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经济今非昔比，中国企业今非昔比，我也今非昔比了。我有能力承担组织交给的更加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例如是什么？我也在认真思考。或者我替组织想一想，我能够为组织做什么？我希望很轻松自如地为组织再做一些什么。

所谓信仰，是在少年儿童时代被灌输、被熏陶、潜移默化的。想起我少年儿童时代的誓词：时刻准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