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6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新瑞学院、《环球财经》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人工智能∕脑科学与东方文化”论坛在新瑞学院北京校区召开。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曲双石主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郭玖晖女士致辞，新瑞学院名誉院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新瑞学院院长何志毅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吴沈括教授以及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研究所万小红研究员出席会议并做主题发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郭玖晖女士致辞：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教育革命正在孕育兴起，第四次工业革命向纵深推进，全球力量格局加快重塑。作为最典型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有望进一步引领新的科技变革，推动生产力大发展，决定变革的演进方向。为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研究所联合新瑞学院联合举办了本次论坛，期望引发社会对东方文化与人工智能关系的广泛讨论，为人工智能的进一步突破、人工智能的伦理研究贡献东方智慧，并推动东西方在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上合作交流。
致辞后，郭玖晖所长和主要作者宫学源向费尔普斯名誉院长、何志毅院长赠送该所最新出版的书籍《人工智能国际格局：未来趋势与中国位势》。
埃德蒙·费尔普斯：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研究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研究方向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被誉为“凯恩斯以后现代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我们不仅从经济学角度进行思考，同时也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进行探讨。
在经济学角度，我认为代替人类劳动的机器人可分为与普通劳动力相似的“加法型机器人”与成倍提高劳动力的“乘法型机器人”。
对于“加法型机器人”来说，通过建立模型或利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都可得出以下结论：这类机器人的加入导致市场的劳动力增加，由于资本存量未变，将导致资本劳动力比例下降，劳动力工资下降，产品利润率上升。之后，随着利润率上升，经济体会加大投资力度。由于存在投资回报递减定律，投资的增加会带来利润率的下降。最终，利润率又将回到机器人还没出现时的水平，工资也会回到之前的水平。这种机器人的增加带来的效果与出现移民进来的劳动力有异曲同工之妙。公众认为他们的出现将带来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但实际上，他们过分夸大了这个问题。
对于“乘法型机器人”，它们可以使工人高效快速地完成工作。它们的规模会逐渐扩大，但是我认为这种机器人长期持续不停地扩大是不现实的。如同人类人口不会无限制地增长，机器人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而达到一定的平衡。所以我认为，它们不会带来总体就业的减少，也不会带来长期的工资水平下降。
以上两种情况都存在工资水平因受机器人影响而产生一些振荡，这些震荡在其恢复到正常水平之前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因此，我认为对机器人的产出可以同国家对人类劳动力征收所得税一样，对其征收相应的税收。
在伦理学的角度，人工智能当下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例如自动驾驶的汽车出现事故，或是一些用于识别罪犯的设备剥夺旁人的隐私等。这些不确定性不同于可测量的风险。因此，我们是否应该引入相应的法律和程序来保护人们免受这些伤害，或是如何对这些伤害进行划分等？这些问题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目前，一些批评家正在呼吁硅谷的一些公司成立道德委员会，对类似这种情况进行监管。这种思潮的兴起将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何志毅：正念禅修与人工智能/脑科学
新瑞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
人工智能的背后是脑神经科学，人工智能就是想用人工来替代人的思维、人的行为，脑神经科学的背后很可能有很深的文化因素，脑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关系。那么中国研究人工智能，与西方研究人工智能是否有所不同呢？我觉得其背后的东方文化因素有三点：一是禅文化带来的脑神经系统和脑功能导致的心理模式和思维模式以及行为模式变化。所谓“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已经不仅是心理素质，而是生理素质的改变；而这种生理素质是后天可以通过训练改变的。西方对于禅与脑的研究开始的比较早，比我们先进，但禅的根在中国。二是在古代四大象形文字中，只有中国文字留存下来发展至今，并丝毫没有影响在信息技术时代的应用，这是个奇迹。从字源学上向前追溯，中国文字有9000多年历史，它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影响是深刻的。当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与西方有什么差异。三是中国人对隐私权的淡漠，导致大数据的应用容易普及。例如，在公共厕所里都有卫生纸提供机，代价是用手机扫描交换个人信息。这种的状况令人喜忧参半。由于中国人象形文字的形象思维模式与西方人的字母思维模式不一样，这可能导致人工智能的模式可能跟西方有差别。我很希望人工智能能结合东方文化与脑神经科学，真正有所发展。
彭凯平：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智慧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心理学系系主任
研究人工智能，首先要研究人类智慧。不把人类智慧研究透，是无法研究人工智能的。“人工智能之父”阿伦·图灵曾提出著名的图灵测试，用来说明如何辨别人和机器。他预测，到2000年，一个机器可以在5分钟的问答中骗过30%成年测试者。2015年11月，《Science》杂志封面刊登的一篇重磅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终于能像人类一样学习，并通过了图灵测试。然而，我们觉得这样的机器仍然不具备人的智能。因为人的智能是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智能。人类的同理心、自控心、道德心和智慧心是人类超越人工智能的重要方面，是将人类与机器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中国不缺能干活的人，不缺能吃苦的人，不缺能玩心机的人，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有理想、有同理心、有美感、有创造精神的人——ACE，王者之力（ACE， A、C、E分别是英文单词审美、创造力、同理心的首字母）。我们应该追求“王者之力”，这样的人一定是民族最优秀的人才，也是21世纪我们应该培养的人才，更是人工智能时代可能会战胜机器的最了不起的人才。
吴沈括：东西方人工智能治理思路的异同考察
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联合国网络安全与网络犯罪问题高级顾问、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
当前，全球尚没有形成一个与人工智能治理相关的国际法。各国包括各个国际组织都紧锣密鼓地开展相关研究，与人工智能治理相关的倡议已经有36份之多。在这36份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当中，有70%的内容是重叠的，但有30%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比较东方和西方有关人工智能治理的基本思路时，可以发现东西方在这一议题上的异同点。
共同点：
1.对人类共同福祉的追求
2.对公平公正价值的坚持
3.对系统管理风险的重视
4.对开放共享共治的倡导
不同点：
1.西方强调天赋人权，东方注重天人和谐
2.西方主张自由先行，东方强调安全为重
3.西方注重跨国协调，东方坚持主权原则
未来，东西方在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上仍然存在着磨合、协调乃至交汇共融的过程，要实现求同存异，东西方可以以动态持续的全球规则对话、清晰价值的顶层设计建构、立足性质的差别规范设计、基于语境的利益平衡规则等为切入点展开交流与对话。
万小红：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研究所研究员
人工智能自20世纪50年代诞生开始，都是与认知神经科学相互独立发展的，然而，在新一波人工智能浪潮中，深度学习包括强化学习，都与神经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当前，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的能力要超过人类，然而它们也只是局限于某个领域，还属于弱人工智能。随着脑神经科学和其他信息科学的发展，强人工智能时代必然会到来，但无论人工智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未来最好的方式是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有效融合，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够实现人与机器和谐发展，我们人类的未来才是光明的。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要依赖于人类对脑神经科学更深入的理解，以及在强人工智能算法上的突破，另一方面还要做到人与机器之间的有效沟通，包括目标、意图、认知控制以及决策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