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019年8月26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新瑞学院及《环球财经》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人工智能∕脑科学与东方文化”论坛在新瑞学院北京校区召开。新瑞学院名誉院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出席会议并做主题发言。本文章系同声传译整理稿，未经发言人确认，存在与本人观点不一致的可能。

早上好，特别高兴能够再次回到中国，特别感谢大家能够来参加“人工智能∕脑科学与东方文化”论坛。我很愿意去探讨一下人工智能这个议题，不仅从经济学角度，同时也从伦理学的角度。

在我刚开始思考人工智能这个议题的时候，并不是从福利学的角度，而是更多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是从生产力，收入分配以及失业就业角度来进行思考。到底将能够替代人类劳动的一些机器人引入到我们生产活动中会带来什么样经济效益呢？在十九世纪当时刚刚有机器人引入经济体的时候，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很多人最早的关注点，他们认为机器人足够多，是可以来替代工人的。

我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这个模型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里面，我们假设机器人所从事的劳动就跟人类，人所从事的劳动是完全一样的。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总体的劳动力的总量，它实际包括了人类也包括了机器人，也就是用工人数量H加上机器人的数量R。

所以在这样一个理论经济体里面总体劳动力H加上R这种类型的机器人它所从事的工作就是跟人类是完全一样的，它是对人类的劳动力是一个加法，是在人类劳动力基础上又加入了机器人，所以它并不是对人类劳动力和生产力进行成倍数的扩大，而是仅仅是加法型的一个机器人。

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完成我们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假设只有一个行业只有一个部门的经济体，在这样一个经济体里面总体的产出是由资本和总体劳动力来形成的，这里总体的劳动力既包括工人也包括机器人，所以当这种加法型的机器人投入到一个经济体的时候，增加整个劳动力之后会对整个经济体带来什么样突破的影响呢？我们用经济学的理论可以看到，总体劳动力是上升的，资本存量是不变的，因此资本劳动力比例会出现下降，这个会带来工资的下降，也就是对劳动力报酬的下降，还有对于利润这块的上升，也就是对资本回报的上升。

如果我们采用的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两个行业和两个部门的经济分析的框架，实际上这一结果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的到来会降低资本和总体劳动力的这样一个比例，因为它的分母扩大了，所以跟一个部门里面的模型一样，它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我进入到主题之前我讲一个评论，这种类型的机器人纯粹是在人类劳动力基础之上做加法型的，就是增加一些劳动力类型的机器人，它跟我们国家劳动力当中新的移民的出现，实际这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同时他们对于本土当地的工人带来非常类似的影响，他们会带来资本劳动力比例的下降，带来工资的下降，利润率的上升。

在机器人模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刚才我们讲到利润率会上升，当利润率上升的时候整个经济体也会做出反应，会加大投资力度，在加大投资力度之下由于有投资回报递减的定律，所以投资增加会带来利润率的下降，直到利润率又可以到之前的正常水平，这个时候资本劳动力的比例又回到机器人还没有到来时候的这个水平，利润率回到之前的水平，工资又会回到之前的水平，所以一切又恢复了正常。这个观点是非常主要的，因为普通老百姓经常会认为经济体机器人会带来工作岗位永久的消失，会带来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但这里这样一个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恐惧其实是有点被夸大了。

刚才我所描述的这两种模型，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结果。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全球经济体还会持续产生这种可持续的增长，无论是劳动力生产率还是对于工人的工资回报能够在这个增长之下不断的上升。

随着全球经济的增长继续往前推进，到底在机器人化之后会带来什么？我们知道机器人带来的是人们工资的下降，但因为经济体总体在不断增长，是在整个增长的态势和轨道上的，所以虽然工资会下降，但实际总体的工资还是会增长的，只不过它会低于没有机器人情况之下的这样一个轨道。但是我们知道在工资水平因为受到机器人影响会有一些振荡，在它恢复到正常水平之前是会带来一定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因此值得尝试的一种做法是对应机器人收入也征收相应税收，就像国家对人类劳动力征收所得税一样。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认为机器人的扩大，机器人化的过程是永久的，是非常长期的持续不停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样一个假设也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如果说机器人的劳动力和数量不断增长，永远都不消失，它的增长率永远是上升，有一天会到达我们的空间，大气以及其他公共物品的局限，也就是会超出这样一个局限。我们知道现在人类人口也不能无限制的增长，有一定的局限，同样机器人的人口也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增长。

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认识到人工智能或者AI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机器人，不仅仅是加法型的机器人，他带来乘法型，能够成倍数去扩大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因为它能够使得工人的生产力成倍数的放大或者能够提升工人生产力。

这种乘法型的机器人可以说有很多例子，不胜枚举，这个时候可能用机器人术语并不是最佳的术语了，我暂且用这样的术语统称他们，这样一些机器人可以让工人更加高效快速的完成他们的工作，比如说有一些机器人可以使工人能够做到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比如举起非常重的东西，而且也有一些报导显示说人工智能在帮助医生进行外科手术的时候也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这种乘法型的机器人有它们的优点，因为它们的到来并不会带来总体就业的衰退，也并不会带来工资水平长时间的减少。

然而很多乘法型的机器人也都是存在一个缺点，还有很多加法型机器人也是如此，一个特别常见的人们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有时候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很多应用并不是完全安全的，一个比较耳熟能详的例子就是自动驾驶的汽车，自动驾驶的汽车出现撞人撞车这样的事故，当然这样一种批评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人类自己开车也会有犯类似的错误。

我想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从原则的角度来讲，我们整个社会去接受在经济体中能够有一些机器人，哪怕这些机器人会偶尔犯错误，但我们还是可以接受它们，这样的做法并不是错误的，就像是我们飞机飞行员也可能会偶尔犯错，但只要风险的程度是能够对于人们来说可以接受的就可以。

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之下，可以对机器人的拥有者提起诉讼，比如出现问题或者事故之后可以获得相应的赔偿。因此，在医院里面可以有机器人，虽然这些机器人有可能会存在侵犯病人隐私这样的状况，但我们仍然接受这些机器人是可以使用的，因为我们的确要在这个情况中去进行成本和效率的评判。

当然我们知道对于机器人的使用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相比有一些已知风险的应用来说，整个社会肯定觉得存在不确定性的东西会让人感到更加不舒服。    因为风险是可以测量的，如果说只是有些风险这是一回事，但如果存在不确定性这是不可以测量的，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谈到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些设备、设施这样一个议题，不仅仅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同时我们要从伦理学角度进行分析，这样一些设备和设施可能在应用中对于有些用户所带来的一些影响，这个经常是不完全的信息或者不对称的信息。刚刚在上周欧盟就宣布了，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如果它可能去侵犯一些无辜旁人的隐私的话，这样一种做法将会是非法的，所以欧盟现在是禁止用人工智能来去进行调查犯罪的一些行为，因为人工智能如果说照了一些照片里面可能不仅仅有犯罪分子的，同时还有一些无辜的人旁人，这个时候他就侵犯了没有犯罪人的隐私，所以这样一种做法就是不允许。

最近看到人工智能方面的进展开发出一些新的装置，这些有可能就是给这些使用这些装置的人带来一些严重的而且不可挽回的一些伤害，我知道有一个芯片，它被植入到一些人的大脑中，然后导致这些人大脑出现了永久性萎缩，而且是不可逆转的。

所以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到底要不要去引入相应的法律和程序来保护人们免受这样一些伤害，界定出什么样的程度是合理范围之内的。因此，一些批评家他们也在呼吁硅谷一些领先的公司来成立道德委员会，来去监测和承担这样的事情。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想起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时候，因为当时的欧洲也是出现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我们也看到有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在1987年写了一本书《社区和工业社会》（音），这本书当时还不是特别流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特别广为流传，在德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的这样一些批评和观点可以说推动了社团主义的兴起，就是指社会里面每个人每一方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对他的雇员、消费者，对整个社会等等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这种社团主义的发展是在意大利和德国，在一战和二战之间持续发展起来的，也导致这些国家市场经济的终结，因为当时在社团主义思潮影响下当时更多关注怎么保护工人、农民，而不是思考怎么去创新，引入新的市场方法和生产力方法等等。

我这个演讲是在上周三时候写的，周五我就看经济学院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讲到所谓社团主义，公司要有社会责任等等这些，所以可以看到好像新的一轮思潮又开始在兴起了。它由新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所引发。我认为如何去解决人工智能的出现带来的这些问题，将对未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谢谢大家！

埃德蒙·费尔普斯：下午好！尊敬的宋志平先生，何教授，特别荣幸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共聚一堂来到这样一场盛会。我特别高兴探讨“创新”这个议题，某种程度我也会探讨《大繁荣》这本书的一些想法，最后我会探讨一些后续的议题。

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经济体将他们的经济增长归结为科学、科学家以及航海家的发现和发明，一个国家商业的应用是显而易见的，可以建立一些新的设施满足一些新的需求。我的这本书《大繁荣》对这样的观点和思考提出了一些挑战。最近更多探讨了中国创新的能力，中国创新的政策，以及中国由于创新带来的未来增长，将会有什么类型的增长，有多大程度的增长？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创新的来源是什么。

首先我想说一下，一个特别基础的假设和前提，在我这本《大繁荣》的书中有这样的假设，人都是有一个内生的欲望进行想象和创造一些东西，这样非常广泛的创新欲望可以追溯到史前人类，他们特别早的在德国南部的山洞里，我在写我这本书第一页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的案例，这个案例也放在我书第一页的脚注，他们讲到在当时山顶洞人里发现了水果。经过上百年的历史也有很多这样的创新和发明，很多的发现和创新是特别个人化的创意。创新不仅仅是创造，还有应用，很多人希望思考和想象出新的事物，当然很多时候他的这些想法最后可能会得到应用和使用。这是非常社会化的想法，比如对于一个作曲家他可以做相应的曲子，或者撰写的剧作家写的剧作，他希望有个导演把这个剧作转换成剧场的表演，观众会愿意观看。当新的事物能够被得到使用和消费，这时候才有所谓的采纳和应用，如果成功的话，只有在成功之后这时候才叫做创新。我特别愿意跟大家探讨我们怎么样衡量一个国家创新的速度。

我也提出过这样的创新并不是科学的发现，这样的创新是巨大生产力增长的根源。西方1820-1970年之间有极大的生产力的上升，主要是由于这种类型创新带来的，1970年之后这样的创新稍微有所放缓。在《大繁荣》这本书里我也提供了一些证据，这些创新可以说是广泛存在的，是渗透到各个不同的行业，不仅仅是在少数的几个行业里发生，而且他是一种包容性的，从最草根的社会层面，到最上层的社会都有这样的创新。可能创新大部分的贡献，尤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是这些普通老百姓和普通人民的想法，他们把这些想法放到服务和产品中，他们所做的日常工作使得他们想出更好的方法，比如工厂、办公室、农场等等。当找到一些新的方式，他们也必须了解商业的成功不是一定能够实现的，有可能他的想法并不是特别好，或者观众不一定特别喜欢这个点子，不是所有的点子都能转变成成功。

《大繁荣》这本书里我也提到，创新是特别令人兴奋，让人深度参与的过程，有时候参与创新的人他们需要采取行动才能取得成功。林肯曾经说过，他是美国的五大总统，我们都知道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林肯说到，1850年的时候，他当时去全球进行旅行了解自己的想法，他想当总统还是想做点什么，他也了解到年轻的美国有很大的热情，有对于新事物的期待和冲动，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林肯也感受到非常强大的新颖力量，他觉得这些新兴的事物能给他带来乐趣。现在根据创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创新的低效率可以显示出人们对于生活的低满意度。而且在很多西方国家和地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济数据，尤其追溯到60、70年代的数据，他也体现出生产率增长的下降，我们称之为总体生产率因素的下降，这些数字的下降会导致劳动力效率的低下，这也会导致对于投资回报的下降，这是非常具有警惕性的一种状态，基本上经过了一个世纪，经过了一百多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相关数字的启迪。我们看到投资回报率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突然间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一旦停滞，或者说经济增长率比较低投资回报率也会比较低。还有一点比较有趣，我们看到这些比较惨淡的数据，比较低的就业率，两者都是伴随而生。在西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除了法国、意大利，都有这种类似的情形。

毋庸置疑，美国以及西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他们都在遭受这种损失，他们已经失去了之前经济增长的动力，失去了经济增长的魔力。在硅谷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较知名的公司，尤其高新技术方面的企业，硅谷占美国经济很小的一部分，他无法促进整个儿美国经济的增长，无法提供足够的帮助。但我们很激动也很感激有硅谷，但他不是足够的，不能仅仅用硅谷来替代所有行业的创新，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参与到创新之中，仅仅靠硅谷是不行的。现在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可以在很多方面取代美国成为创新之源，但我不会在这方面提供更多的答案，在我演讲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中国人民有很强的活力和创造里，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我之前读了一些报告，有一位爱尔兰的经济学家，他之前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他感到非常的吃惊，他感受到了当时的人民他们是如何激动、紧密的参与到商业之中，他去了很多商店，可以看到这些商店里的人都非常忙，像蜜蜂一样，当然这些人不是在商店里产生很多创新。我们知道中国人民具有很强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的企业家也越来越展现出这种创新力，不仅是他们的创业精神，他们能够创造和适应，以及抓住新的机会。与此同时，这些企业家和创客们有很强的活力，有愿望和能力进行创新。某种程度上，这些中国商业人士展现出了商业精英的卓越之处，他们能够进行创新，能够把一些概念转化为具体事实的创新。过去几年中我们也看到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主要的倡议，能够不断的促进创业和创新，尤其在商业领域。我们知道建立一家公司的过程应该是在中国变的越来越迅速，越来越短暂，而且这就是能够大规模带来更多企业的创立，使这些企业有更多的创新。未来我相信历史学家应该会赞叹李克强总理，他能够看到经济的价值，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人民的参与，我们需要人才的支持，不断的挑战创新，挑战自我。我也非常的赞叹，当我看到李克强总理提出一些政策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惊喜，因为我看到他的远见卓识，而且他也跟我《大繁荣》这本书很多概念不谋而合。我相信中国政府现在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竞争的必要性，能够让经济展开自由的市场竞争，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我们需要资金支持，独立的个人可以有自由建立自己的公司，而且这些现存已久的公司他们也有自由性，能够进入新的行业和领域，这种竞争我相信他们就是很强的催化剂，这些企业假如说效率比较低就会被溶解掉。

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证据证明竞争的必要性，20世纪40年代，我们看到英国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英国的产业和工业有一些独特的群体所控制，包括英国工业的联盟，他们拒绝一些新的行业者加入。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总体经济效率在英国是停滞不前的，撒切尔夫人当时说，我们要禁止这些工业联盟的活动，让更多人，更多企业家参与到工业活动中。但是比较不幸的是，之后英国生产效率又降低了。我们在中国也看到了这种现象，根据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的相关报道，2013年1月份的时候，刘鹤当时说过，在新的政策下要让中国能够有更多的自由权限，让这些企业进入到不同行业中，而且让这些能力相对较差的公司离开某些行业，离开行业或退出行业的机制也是一种信号，能够让这些新的企业和公司加入到某个行业之中。这些新的企业需要了解中国政府所开展的供给侧改革，让他们了解供给侧改革是更加具有创新力的。刘鹤先生也提出，这种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总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在中国执行这个政策之后得到很长时间的增长。

除此之外，我也必须要表达一些质疑。我们知道在中国每年的创新已经在不断的增加，可能比十几年前增加很多。根据很多观察人士的预测，在私有领域的创新，事实上他的能力不足，尤其缺少金融和银行体系的支持，银行体系需要支持创新。我也听说这些银行家们他们担心，惧怕给这些新兴企业释放贷款，因为他们害怕损失。宋志平先生我也特别期待您对这样的想法进行一些评论，不管他是正确的理解还是误解，到底在中国的状况是怎样的。

创新带来了很多新科技，这也带来了很大的关切，他们认为由于高科技行业，可能使得工资率的下降，我们一般认为创新就会将工资率进一步的提高，看起来工资在不断的上升，所以得出这样的推论感觉是特别自然而然的。这样的推论也没有问题，现在谈到了创新是有各种不同类型的，现在我们谈到是不同类型的创新，这个类型的创新是我们之前没有特别多经验的。这种类型的创新可能使得工资下降，比如在经济某些部门和行业中使得工资下降。有些人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AI的发展在整个儿经济体中会导致大量的下岗，还有非常长期的失业率，直到我们工资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如果工资降到很低的水平，人类会找到一些就业的机会。

这样的关切不仅涉及到一个国家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时还有可能人工智能带来的方法传播到其他的国家，这些进口也会对本国带来一些影响。现在是特别恰当的时机，我们需要思考市场机制在里面发挥什么作用，尤其人工智能对工资和就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决定市场机制发挥多大的作用。人工智能所赋能这些生产的方式和方法，有可能最终的产出是不变的，但是劳动力的数量减少了。这是我们现在在某些经济体行业中已经看到的。人工智能带来这些机器人他带来了一些劳动力，这些机器人再引入到一些行业中，他立马带来的效果就是下岗以及工资的下降。但如果我们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看短时间内的影响，在这儿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从短期角度我们假设只有一种类型劳动力，工人都是千篇一律的，机器人引入之后随后就会有现实的影响，比如一个行业采纳了机器人，这个行业会波及到其他的行业，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下岗的工人可以从之前的岗位转变到其他工作岗位，这样使得工资水平平等下降。之前某些行业工资水平降的很快，有的降的比较少，工人也会流动，这些工资水平也会有一些变化差异。如果工资水平下降了，投资就会上升，时间推移资本存量会上升，进一步把工资水平提升上来，其他行业工资水平和就业提升上来。比如刚开始你会觉得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是失业上升，就业下降、工资下降，起码在某些行业。从长期来看，这些又会回到均衡，会得到变化。

另一种情况，比如一个下岗工人没有到另外的行业工作，采纳节约成本机器人的行业，他也会诱导相应生产厂家减少他的价格。如果他不减少价格肯定有新的公司会进来，会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这样这个行业价格比其他行业价格更低了，这样会使得这些行业的产出和就业上升。哪怕这样的机制是按照我们预期的方式运作，仍然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在整个儿振荡期间，比如引入机器人之后短期振荡期间，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些补救的方法，对于一些老式的创新仍然给他们一些补偿，我们知道老式的创新也能提升相应的工资。失业的人在美国的煤矿区，这些地方很多人失业了，煤矿采矿区引入了一些新技术，但是这些人又不想搬到加州找工作，他们知道在加州要想找到一份工作是挺困难的。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些一般性的创新，这种创新能够使得整个儿经济体的工资整体上升，对于失业煤矿的这些人，他们更愿意搬家到其他的地方，到西部或其他的城市找工作。

对于创新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焦虑，除了人工智能发展之外，其中有一些对创新的关切，比如欧洲1890年兴起的社团主义，我们知道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团主义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社会形态。社团主义是说我们可以有大公司，但公司可以由政府作出一些决策，企业也必须要照顾好工人，就像他们照顾好自己的客户一样，他们必须要善待他们的工人。我们知道有社会主义，但是你的生产方式是私有化的，这些生产方式的雇主权利是有限的。1890年的时候，人们看到了很多动荡的趋势，比如一些工厂进入到了罢工的局面，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是特别不想看到一些变化的。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弗兰德汤米斯的德国经济学家，他1890年撰写的一本书，描述了这样的现象，他们提出除了颠覆之外，他认为创新其实也是非常不确定性的，也就是说他可能会发展，但是不知道未来在何方，有一些人是不喜欢未知和不确定性，他们就会感到特别的恐慌。当时的社团主义跟现在的社团主义一样，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最大的失败。

我的答案是，一个经济体的方向并不是最重要的，经济体中的参与者，比如雇主、雇员、投资者以及贷款人等等，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到创新的流程中，都能够有个有益的体验。到底未来经济图景50年之后会是怎样的？谁在乎，只要这个流程本身是特别令人兴奋的就可以。快速生产率是上升是能够有帮助的，满足社会的需求，比如人们生病之后要有相应的资源获得治疗。

人们还表达了另外一种关切，经济体有可能将整个儿国家走向社会所不想要的方向，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讲明白的，因为有些人大对整个儿社会有个愿景，有个他未来想要实现的社会的模样。实际上任何经济体系都不能够说一定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走。

我觉得中国可以两者兼有，一方面，可以有高度创新的商业领域。同时，政府部门可以弥补企业部门的效率低下或存在的问题。中国也有双轨制，可以给人们创建美好的未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也意识到他们必须要创新，才能够在全球的经济中不断的前行，他们要不断的创新才能够继续保持领先，比如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公司，他们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他们提供了数字化时代的基础设施，也促进了大量创新的活动，而且这些行业也有一些进入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时代。在现代经济体中，基本上所有的行业都处在未来的未知之中。我们知道可以根据过去的经济发展历史来总结经验，我们希望能够找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且很多公司他们没有赶上历史，他们所知道的事情已经有一些落后了。有一些公司能够领先，因为他能够抓住机会，能够洞察别人没有抓住的机会或汲取别人没有的经验，无论如何社会可以从中受到益处，包括低的产品价格，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服务，而外来行业参与者可以自由的参与到其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由20世纪20、30年代伟大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知识。我也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说，你们也知道整个儿国家的发展，你们也知道每个公司也有自己的专长和思考，每个公司都可以自由的竞争。与此同时，西方可能忘记了某种竞争的重要性，从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西方政府他们有时候愿意保护这些公司，让这些公司避免受到竞争的损害。尽管这些竞争是来自于新的公司，这些新的公司提供一些新的产品，要求他们适应新的环境，但是这种政治上的保护在西方有不同的形式，而且这种保护也是让很多企业家非常的沮丧，他们无法提出更好的，更新的创意和想法。上周一些公司领导，摩根大通CEO和沃尔玛的CEO，他们也承诺说，他们的目标不是说要管理公司，让公司能够不断的向前抓住未来，或者在公司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他们不愿意以这样的目标经营和管理公司，他们希望能够更好的保护这些员工和客户，保护供应商，保护整个儿社区，这是新的社团主义，我们可以对比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的不同公司主义或社团主义所秉承的概念。我们知道如果你想要保护这些社团主义而控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会影响整个儿行业的活力。我们相信在西方人们愿意鼓励创新，尤其在过去几十年中。

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你们。